20 世纪 60 年代，当建筑电讯派（Archigram）公布他们关于充气城市和可移动巨型结构的狂热构想时，他们看似在设计建筑。然而，在这表象之下，这些先锋派人士正通过激进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组织形式替代方案来推动文化变革。在《多姆斯》（Domus）或《卡萨贝拉》（Casabella）杂志的行文间隙中，实验室悄然隐现，这些提案既是对未来文明的蓝图描绘，亦是双重意义的呈现。从 1919 年格罗皮乌斯（Gropius）的包豪斯学院，到 20 世纪 70 年代阿科桑蒂（Arcosanti）的沙漠实验，建筑一直扮演着文化预言的角色。建筑实体即为论点，图纸则是愿景。而今，我们生活在一个与 20 世纪明星建筑师们所想象的极为相似的世界 —— 模块化建筑、互联数字城市以及自动化系统。然而，当代建筑却鲜少以同样全面的自信姿态来提出文化构想。
大约在 20 世纪 20 年代至 70 年代之间，建筑宣言作为具有表演性质的文献，宣告了公共生活的新可能。多种力量的汇聚使得通过建筑塑造文化成为必然。当时，建筑仍在一个连贯的体系内运作，其受众主要是专业人士、评论家以及那些对进步与现代性抱有共同假设的国家赞助者。印刷媒体在学校和工作室间迅速且廉价地传播，使得思想在这个集中的群体中迅速扩散。属于那个时代的建筑师们视自己为文化先锋，针对工业化和政治权力动态的演变而重塑社会。
机构对这些纲领性的愿景给予了奖励。政府和市政当局，尤其是在战后重建工作中，对宏大的自上而下规划持开放态度。巴西利亚、昌迪加尔以及英国的新城运动，均试图通过空间组织来唤起新的社会秩序。一座建筑可以体现一整套生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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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即论点：何为建筑思维？这一时期的激进团体和出版物，如未来主义和代谢派，成为了文化传播的渠道。阿科桑蒂便是这一冲动的典范。该项目是一项实验，其中建筑实体本身为一种替代文化奠定了框架，建筑不再是对社会的回应，而是试图创造社会。
然而，推动宣言驱动的文化创造的条件已然消解。权力与代理权如今已碎片化。20 世纪早中期，有强大的国家或企业赞助者委托建造“新世界”。而今，治理通过复杂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进行，大型项目则源于数十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谈判。很少有单一有远见者拥有在城市尺度上重塑文化的授权。
新自由主义经济使得资本厌恶风险。大型投机性愿景无法付诸实施，因为投资要求可预测的回报。那些曾在雄心勃勃的市政当局中找到赞助者的实验性乌托邦，如今已迁移到更小的干预措施中，或纯粹作为投机性媒体项目存在。与此同时，文化本身已从硬件转向软件。社交网络和数字平台如今与建筑实体一样，都在创造文化。
当代建筑话语显得批判性强、数据驱动、政策导向。围绕气候变化、住房和移民的危机思维，将对话推向了规范、改造、法规 —— 这些实用框架而非乌托邦式想象。既然未来已成为一场对话而非宣言，那么当代建筑师在文化生产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文化作为过程
宣称建筑不再创造文化是错误的 —— 只不过其方式已发生改变。当代建筑师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未来营造的尺度上，让人们参与到设计过程中，以即兴创作、学习、成长与生活为主题，以适应不确定且多变的情境。文化的创造已变得分散化，源自一系列较小规模干预措施所构成的网络，而非单一的宏伟建筑。
Studio Gang 建筑事务所的阿库斯社会正义领导力中心（Arcus Center for Social Justice Leadership），与其说是提出一个乌托邦式社区，不如说是为公民对话和集体行动搭建基础设施。它所孕育的文化是过程性的 —— 建筑成为持续社会协商的框架。塔蒂亚娜·比尔鲍（Tatiana Bilbao）的可持续住房原型则体现了文化是与当地社区共同创造的产物，具有适应性和经济性。
战术性城市主义采用了一种由公民主导的社区建设方法，运用短期、可扩展的干预措施来催化长期变革。这种方法颠覆了宣言式逻辑。它不宣称一个未来并朝着它建设，而是测试各种可能性，收集反馈，并进行迭代。这一过程本身就成为了文化生产。
即便是像妮里·奥克斯曼（Neri Oxman）这样运用尖端技术的实践，其运作方式也与现代主义前辈们截然不同。她的材料生态学和生物设计工作构想出一种文化，其中材料、生物与建筑形式共同演化。这些新兴系统从一开始就融入了反馈与适应机制。
从“设计虚构”到“设计未来”
这一从“设计虚构”到“设计未来”的转变，影响着建筑与文化生产之间的关系。设计虚构通过推测性叙事来运作，建筑师在其中构想一个未来，并以足够引人入胜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改变公众的认知。其力量源自愿景的清晰度和大胆性。
而设计未来则表现为协作式前瞻，探索多种可能的情景，而非宣称某一个首选方案。它必然具有参与性，承认在媒体民主化和代理权分散的时代，没有任何单一声音能够代表文化发声。建筑师的角色从预言者转变为推动者。那么，当每个人都能构想未来时，建筑师的角色又是什么呢？
在宣言时代，专业培训和机构地位赋予了建筑师宣告城市应如何支持不断演变的生活方式的权威。而今，社区自行组织设计研讨会。开发商利用算法优化空间规划。社交媒体平台产生的文化影响力超过了任何实体建筑项目。或许，建筑对文化生产的贡献如今不在于提出宏大愿景，而在于为集体想象创造框架。
宣言时代是一个信念坚定的时代，建筑师们相信他们能够重新描绘世界，并感到有权利、甚至有义务这样做。正是这种自信催生了规模和想象力惊人的作品：代谢派的巨型结构、康斯坦特（Constant）的“新巴比伦”、超级工作室（Superstudio）的“连续纪念碑”。相比之下，当今多元且参与式的建筑文化很少追求如此全面的愿景。迭代的需求塑造了一种不同类型的创造力，即构建未来可能出现的框架。20世纪中叶的先锋派试图通过纯粹的愿景强度来改变人们的认知，而当今的设计师则提供平台，邀请人们共同探索方向。这两种方式都是文化生产的形式，都塑造了我们如何栖居于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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